福州律师蔡思斌评析：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规定“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。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，适用当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但是法律、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不少人可能会认为按照上述规定，被继承人死亡在《民法典》施行后，那遗嘱就应当适用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被继承人死亡和订立遗嘱是不同的两个法律事实。被继承人死亡影响的是遗嘱生效时间，而遗嘱效力是在遗嘱订立时就已确定。因此对于遗嘱效力应当按照订立遗嘱时的法律认定。
遗嘱制度旨在保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，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只能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进行订立，因此按照订立时的法律显然更能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就本案而言，被继承人在订立公证遗嘱后又订立自书遗嘱，但此时按照《继承法》依然是公证遗嘱优先，在此种情况下被继承人没有重新订立公证遗嘱，说明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很有可能仍是按照公证遗嘱进行遗产分配。自书遗嘱完全有可能单纯为了“忽悠”二女儿所设立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被继承人缺乏法律常识才导致这样，但这就不是法律规定所能够考虑到的了。
案情简介：
覃某生前与大女儿共有一套房屋，登记的权利人为覃某和大女儿，两人共同共有。
2009年，覃某至公证处设立公证遗嘱一份，内容为：“我与大女儿名下的302室房屋，我自愿将该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故世后全部遗留给我的大女儿。”
2017年，覃某又书写了一份自书遗嘱，内容为：“我现与大女儿同住，302室房屋我与大女儿都有名字，如出售房屋，按法律规定，我应有50%权利。但我年事已高，为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，我的50%由两个女儿各分25%”。
2022年3月，覃某过世。两女儿对于如何分割母亲的遗产无法协商一致。
大女儿认为，按照当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（以下简称继承法）的规定，公证遗嘱优先，房产份额应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即“属于母亲的份额全部由大女儿继承”的内容处理。
小女儿则认为，母亲于2022年过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民法典）已生效，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：“立有数份遗嘱，内容相抵触的，以最后的遗嘱为准”，故应适用母亲2017年的自书遗嘱，按照“属于母亲的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分”处理。
法院观点
关于遗嘱的效力，原则上应根据立遗嘱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进行判定。被继承人立有遗嘱和被继承人死亡是遗嘱生效的两个要件。遗嘱虽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，但其系单方法律行为，其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因此，根据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法律、司法解释认定遗嘱的效力能够最大程度尊重当事人的合理预期。
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施行前，故本案应当适用1985年施行的继承法的相关规定。
其次，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之规定，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，其中有公证遗嘱的，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。本案被继承人生前留有多份遗嘱，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，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，故本案适用2009年公证遗嘱进行分割。
最终，人民法院判决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的内容，母亲的房产份额归大女儿单独所有。
索引案例：上海高院公众号《姐妹各握一份母亲的遗嘱，但内容却相互矛盾……?》
福州律师蔡思斌
2025年11月5日
